無論是海洋或歐陸法系法學院的學生，初次學習刑法時，首個觸碰到的大原則肯定是「罪刑法定原則」與「無罪推定原則」，這是現代法律的兩大基石，前者主張「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」，後者主張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，推定其為無罪，若證據不足則不得認定擁有犯罪事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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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在現代的我們肯定會對這樣的原則習以為常，畢竟該原則現在幾乎成為了理所當然，然而在法律初始草創的美國建國年代，罪刑法定原則與無罪推定原則卻不是一件普遍的、可以適用於所有法律的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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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是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共和國。在此之前，所有國家基本上都是君主專制。為了維護君王的統治地位，英、法、德等歐洲國家對叛國的定義一直都是「意圖動搖現任君主權威」，然而美國並沒有君王，要怎樣才算是叛國呢？正因如此，費城大會特意在《美國憲法》第三條為「叛國」立下定義，將法理從維護君上大權改為了維護國家體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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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對合眾國的叛國罪只限於同合眾國作戰，或依附其敵人，給予其敵人以幫助和鼓勵。無論何人，除根據兩個證人對同一明顯行為的作證或本人在公開法庭上的供認，不得被定為叛國罪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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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惜的是，在建國初期階段，美國嚴重依賴判例規則，而除開英國的判例外，美國便沒有其他可供效仿的對象了，所以對叛國罪的實施細基本完全繼承於母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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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當時的英格蘭，叛國罪是個人能犯下的最嚴重的罪行，為了維護王權至高無上的地位，國王只要遇到有可能對自己不利的事，就一定是寧可信其有，也不可信其無；寧可錯殺三千，也不可放走一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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叛國罪僅需兩名證人作證，嫌疑人就會迅速被扣押審訊，隨後才會被公開審理。在審理的一開始便會被有罪推定。這也就意味著任何被控叛國罪的人都要證明自己無罪，而不是由其他人證明自己有罪。這使當事人處於一個極其不利的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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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在我們今天要講到的「伯爾副總統叛國案」前，叛國罪一直都是個口袋罪，即使還沒有動作，有意圖就算有罪，而且還是推定有罪！副總統伯爾叛國案的爭點關鍵在於他只是「意圖叛國」，而到底是不是叛國。我們的法律將在此項判決訂定相當嚴刻的舉證標準，使叛國罪走入現代化，不再成為打擊政治敵手及擴張國家權力的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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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伯爾是誰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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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的主角阿倫·伯爾(Aaron Burr, Jr.)在美國歷史的名聲並不甚佳，除開叛國案的事件外，伯爾在政治上的種種行為也經常遭人非議。像紐約州務卿古柏所回憶：「漢密爾頓將軍對伯爾上校表現得相當鄙視。他認為伯爾是一個危險和不值得信任的卑鄙小人，法官大人(馬歇爾法官)對此也頗有同感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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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爾是一個熱衷選舉和掌握權力的人，自美國建國後，他積極參與州議會和美國國會參議院的選舉，進入了美國政治圈高層。加入了杰斐遜的民主共和黨，與漢密爾頓一起打下了美國競選模式的基礎，被稱為「美國競選之父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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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爾懂得投機鑽營，在美國建國初期，還沒有現代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兩大勢力，而是以堅持小政府主義，保障各州權力的民主共和黨(Democratic-Republican Party)，以及主張聯邦政府權力的聯邦黨（Federalist Party）構成兩大勢力。而伯爾這個人厲害的地方就在，他可以在美國政黨鬥爭如此激烈的地方搞合縱連橫，兩派的人馬都喜歡他，而且都不得罪，有種美國版王金平的味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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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，伯爾深明政治宣傳之道，引起了許多人的猜忌，尤其是財政部長漢密爾頓。兩人成了勢同水火的仇敵。阿倫·伯爾人生的兩次政治失利都是漢密爾頓搞的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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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：1800年總統大選之時，同屬民主共和黨的伯爾與傑弗遜得票相同。漢密爾頓在最後關頭說服聯邦黨人票投傑弗遜，因為選出「一個有著錯誤原則的人」總比選出「一個沒有原則的人」要好，使傑弗遜得以順利當選總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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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次：1801年的地方大選，伯爾在中央並沒有實權，希望可以返回老家紐約當個州長。沒想到漢米爾頓又來搞他，使他以些微票數失落了州長的席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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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然，伯爾與漢米爾頓的梁子也就這麼結下了，後來伯爾憤而向漢米爾頓提出決鬥，漢米爾頓欣然同意了，可伯爾是軍人出身，漢米爾頓是個讀書人，哪能贏得了呢？漢密爾頓在第一輪決鬥中即被射中要害，子彈貫穿了內臟的數個器官。當醫生趕到時，漢密爾頓已經回天乏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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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爾精明一世，壞就壞在太衝動了，漢密爾頓死得不明不白，使大批民眾群情激憤，大家紛紛責難伯爾，他也因此被迫退出政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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搞了那麼多年的政治，就因為與漢米爾頓決鬥而功虧一簣了，伯爾的心情壞得不能再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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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圖謀分裂南方，事跡敗露被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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卸任副總統伯爾選擇引退在美國的南部，人們以為他就會老老實實退休了，沒想到他在當地頻繁活動，既與各方勢力人士聯絡，又在俄亥俄河 (Ohio River) 中央的一座小島上囤積糧食和武器，招募志願者，至於志願者的功用，伯爾總是故作神秘，不作任何表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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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時伯爾募集到了一批喜歡自己的幕僚們，這些幕僚都是南方的權貴，由於保密工作做得不好，有許多幕僚都會間接暴露伯爾的野心，比如愛爾蘭的貴族哈曼(Harman Blennerhassett)，自打1805年認識了伯爾，他的個性就大為轉變，曾在報紙上發表文章，說西部地區脫離聯邦是大勢所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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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倫·伯爾在南部的種種行徑引發了人們的懷疑，大家似乎看清了他的陰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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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當計劃蓄勢待發之際，伯爾其中一個重要盟友路易斯安那總督威爾金森(James Wilkinson)出賣了他。1806年10月10日，伯爾將一封信寄給威爾金森，聲稱「我已經拿到了資金，並且已經真正開始動作了」、「來自不同地點的分遣隊將以不同的藉口在俄亥俄號會合」，伯爾最後敦促威爾金森帶領軍隊乘坐輕型船隻，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入侵西班牙殖民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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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爾金森並沒有依照計畫執行，而是臨陣倒戈，寫信向傑弗遜指證伯爾叛國，聲稱伯爾將會分裂西部，最終把西部和墨西哥連起來組成一個獨立的國家，自己當領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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傑弗遜收到威爾金森堅信的告密信後，隨即向國會指控伯爾叛國，要求發出全國通緝令，伯爾馬上就被逮捕到了法院的審判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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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察官在起訴伯爾期間，耗費的時間精力超乎所想，首先，伯爾是天生的政客，向來說話只是點到為止，從不會將事情明確說出去，除此之外他行事也是極為小心，極力避免留下任何證據。政府曾命令民兵抓獲了伯爾所雇傭的民兵和幾乎所有的物資，可是依然沒有得到直接的證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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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責這宗案件的維珍尼亞聯邦檢察官希伊，只找到了一些周邊證供和其他間接佐證。不過他們還有最有力的證人威爾金森，以及他與伯爾之間的那封信，信中的內容涉及計劃的細節，將成為該案的最大證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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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伯爾叛國案正式開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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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時的美國總統是傑弗遜，伯爾曾在關鍵時刻趁機背刺他，使傑弗遜對他一直很恨，如今仇人有難，傑弗遜當然想趁機公報私仇，他在事件前後運用手上的權力製造輿論，公開聲稱說伯爾是分裂國家的主謀。他還說，雖然細節還沒完全弄清楚，但他的「罪行是毫無疑問的」（guilt is placed beyond question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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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終，政府正式指控伯爾叛國（Treason），因為他要攻占新奧爾良並以此為基地分裂聯邦，對於該指控，伯爾矢口否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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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察官向伯爾提問：若是你問心無愧，為什麼要逃往墨西哥？伯爾則為自己辯護：逃跑是因為知道政府派兵來抓我，然而時至今日，也未有證據證明我有叛國意圖，當法律讓位於暴力，公民有權自衛。雙方唇槍舌劍，法庭上火花四射，未能分出勝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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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著，威爾金森與那份重要的信件來到了法庭，起初威爾金森以為自己會受到愛國英雄的待遇，殊不知麻煩馬上就開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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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爾在該信中要求威爾金森出兵與從俄亥俄出發的武裝部隊會合，並配合英國皇家海軍攻擊西屬墨西哥。鐵證如山，伯爾與克萊對這一封信的內容無從否認。不過，大陪審團的人們卻從中找出了破綻，他們發現了威爾金森抹去了信中跟他自己有關的內容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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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威爾金森要這麼做呢？現在的史學家認為，威爾金森之前也打算跟著伯爾搞叛變，大概是怕被牽連，所以刪掉了部分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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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爾的律師抓準時機也趁機發難，提了許多信件的詳細內容，讓威爾金森忙裡出錯，破綻越來越多，他前言不搭後語的回答好幾次引來哄堂大笑。伯爾聽著聽著也覺得有點不妥，認為法庭的信件與伯爾寫給他的信明顯有差別。因此他向法庭表示對信件的真實性有所質疑，並即時要求鑒正信件的真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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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庭當場進行鑒定，發現這份信件竟是威爾金森本人的筆跡！威爾金森表示：原本的信件已經不見了，這份信件是重新復刻的手抄本。他的話音剛落，法庭上再度傳來大笑，陪審團即時宣佈這批證據無效。伯爾抓緊時機，趁機發揮他過人的演說天賦，情辭並茂地向馬歇爾大法官和陪審團申訴自己的冤屈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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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根據《美利堅憲法》，叛國就是對合眾國採取敵對的行動。沒有行動，就不可能構成叛國。如今我受到的攻擊，非以事實為基礎，僅是基於一些虛假的偽證，指控我將有可能採取行動。只是因為這樣，整個國家就都站在我的對立面上，難道這是公正的嗎？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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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爾在庭上慷慨陳詞，此時的判決將迎來徹底逆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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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察官心知不妙，當即拿出另一些證據，反駁伯爾。他指出一個重要的事實，就是的確有一隊武裝部隊，在威爾金森指稱的時間於指定地點集結。而且也有其他證據表明，這支部隊至少有部分的薪金和物資是由伯爾提供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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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爾的律師克萊隨即發言，他提醒大法官與陪審員另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，就是當主控官提到的這支部隊，在布倫那哈錫島集結時，被告伯爾本人並不在場，依照當時叛國罪的定義，叛國者必須在現場叛國，才能被控叛國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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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查官早料到對方有此一著，他提出了英國海洋法中的「推定性叛國罪」：只要在叛亂行為發生時即使不在現場，只要有其他佐證，仍可被控以「叛國罪」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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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爾的律師團隊則重新聲明：憲法對叛國的定義非常清楚，一，必須有戰爭行為；二，必須有兩個證人證明這種行為。政府認定伯爾叛國是基於英國普通法的「推定叛國」的概念，這與憲法矛盾。英國普通法在美國不適用，不能用到這個案子裡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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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下面的幾天裡，政府又招集了十二個證人出庭，有的證明伯爾有入侵墨西哥的計劃，有的證明布蘭訥哈塞特島的事，有的說伯爾聚了一幫人，但他們的證詞基本上沒有具體證據，而且大多互相矛盾。反正，沒有一個人能證明伯爾參與了對美國的戰爭行為。陪審團聽得暈頭轉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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儘管在傑弗遜的主導下，主流輿論還是站在總統的一邊，認為馬歇爾應判處伯爾有罪；然而，有點讓人意外的事，伯爾在庭上瀟灑自如的表現，為他建立起「悲劇英雄」的形象，社會上開始出現同情他，認同馬歇爾應終止有罪推定判例的意見，也逐漸多起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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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項判決有意思的地方在於，雖然民眾對於伯爾是否有罪各有見解，但在美國的法學界眼中已經漸漸有了共識，他們看到了叛國罪的「有罪推定」的危害，即使伯爾真的有罪，使用這樣的方式定罪也是不正義的。叛國罪若是這樣定義，則容處於界定不清、外延模糊以至於難以界定有罪與否，倘若讓叛國罪延續先前的判例，此罪將大開政治清算之路，使當權者得以隨時指控任何不力於執政者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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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大法官馬歇爾的最終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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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歷超過兩個月聆訊，1807年8月底，馬歇爾大法官宣布，整個取證程序完成。他首先向陪審團重申一次《美國憲法》中的「叛國罪」定義，然後向陪審團宣讀有關案件的法律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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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歇爾指出，伯爾沒有直接參與民兵的集結行動。憲法要求有兩個證人證明對美國的公開的戰爭行為。如果他根本就不在那裡，有了這個大前提，那些證明與此行動有關的證據便沒有意義，且至始至終，直接指控伯爾「叛國」的證人只有威爾金森一人，顯然未符標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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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威爾金森的信件內容看，目前足堪法院採信的內容只剩下攻擊西班牙的殖民地，而美國憲法規定叛國罪「只限於與合眾國開戰，或依附其敵人，對其敵人予以協助和鼓勵。」這顯然不能成為伯爾「對合眾國發動戰爭」的叛國證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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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「推定性叛國」的指控，馬歇爾解釋道：憲法的製定者故意提高了「叛國罪」的門檻，制定了嚴格的證明「叛國罪」的標準，因為他們非常清楚這種指控會變成政治工具的危險，他們這樣做是為了避免英國造成的冤案，因此「推定性叛國」不適用美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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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07年9月1日，陪審團宣佈他們的決定：「由於我們掌握的證據，不足以證明伯爾犯有叛國罪，基此，伯爾無罪。」至此，轟動全國的「副總統叛國案」審訊結束，伯爾無罪獲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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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伯爾在該案前後一直處於非常劣勢的狀態，傑弗遜總統也多次出動國家機器操縱輿論，使許多人對伯爾產生同情。在馬歇爾按照陪審團判決書，宣判伯爾無罪的一刻，旁聽席上傳來一陣的掌聲和歡呼。一個本被政治家與全國人民唾棄的投機者，成了司法界的英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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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活在現代的我們，在回首看待這個案子時，伯爾是否有罪已經不重要了，該案最重要、最深遠的影響，就是將叛國罪的成罪方式嚴苛化，使其成為最難被證明的罪。相較於刑法的竊盜、詐欺等較可舉證的罪刑，叛國罪除了界定不清、外延模糊以至於難以界定界線外，由於保護的法益重大，它的罪刑責任自然可以無限上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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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歇爾以嚴苛的審核方式對待該案，使國家政府再也不能輕易使用叛國罪迫害他們的政敵或普通公民，使美國在三百年的歷史中，不會有任何總統以反叛亂、捉拿異議分子為旗號，進行侵害他人權利的事情。至此，美國成為了現代司法意義上的真正自由國家。